老姜头没有想到他的养老会成为问题，要我们来帮着解决。他有儿子，他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儿子，期望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可是儿子娶了媳妇忘了爹娘。不孝之子不仅辜负了他的希望，而且悄悄卖掉他的房产，带着钱和孩子，跟老婆回娘家四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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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爱我们五姐妹，尤其不爱我，因此我在心里从不叫他爸爸或者父亲，而是像蜗牛镇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叫他“老姜头”那样叫他。老姜头从不掩饰对我们姐妹的嫌恶，在他的眼里，我们五姐妹是他田里的稗草，弟弟天赐才是他田里的禾苗。母亲说，从三姐出生开始，到我，到小妹露出生，他就想抛弃我们，就像要拔除他田里的稗草那样。三姐最先是被他送去大姨家作交换，大姨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如果不是代替三姐的表哥阿扩长了一副蠢相，而且是个少见的“大吃货”，（他才两岁却每顿要吃三大碗饭）三姐极有可能就在大姨家成为一个村姑。（大姨家在离镇三十公里的天堂山下，女孩子都不上学）三姐被换回来的时候，虽然还是只有六个月大，但似乎已经很懂得珍惜，从不哭闹，那时母亲没有奶水喂她，一是因为母亲做月子时没有吃补身子的东西，老姜头说母亲生的是女孩，没有资格吃他的鸡，就把家里的鸡全拿去市场卖了，其实那些鸡是母亲喂大的，对老姜头的不讲理，母亲只能以泪洗面；二是因为三姐被送走五个月，母亲的奶头无人吮吸，乳汁逐渐自行消失。无论母亲喂什么，三姐都吃得津津有味，每天吃饱了就安安静静地睡觉。“也不知是不是上天特别惠顾她，虽然没有奶和特别营养的东西吃，她却长得白白胖胖，像画上的胖娃娃一样，人见人爱。”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溢满了自豪。

　　我出生的时候，差点儿被老姜头溺死在尿缸里，是母亲哭天抢地，突然昏厥过去，刚刚十岁的大姐趁他手忙脚乱的时候抱起我就跑出去，一直把我抱到镇外陈家寨的外婆家。我长到六岁，外婆去世了，才被接回来。那时母亲刚刚生下他日盼夜盼的独苗——天赐，正在做月子。三岁的露每天都可以坐在母亲的床沿，和母亲一起吃甜酒鸡或者甜酒蛋，我们却只能站在旁边看着，不断地吞唾沫。同是一个家的女儿，露却得到这么上等的对待，是因为露是老姜头的朋友——大队卫生所柳医生的养女。露出生那天，老姜头二话不说，把她装在一个破筐里，放到南门口的三岔路上，任其自生自灭。柳医生正巧出诊归来，他对老姜头说：“这女儿算我的，我们两公婆都要上班，没有时间照顾她，你帮我养着，每月给你抚养费，等她会走会说，会自己玩耍时，我再接过来养。名字就叫露吧！她是我在路边捡的，跟我的老婆姓姜。”

　　柳医生一家是城镇居民户口，有国家粮食配给，月月定量，不会挨饿；我们一家是农村户口，父母一年四季跟着生产队的人在田地里干活，也分不到多少粮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候的城镇居民户口比美国绿卡还难弄，无法给姜露进城镇居民户口，所以姑（柳医生的老婆与老姜头同姓，同姓一家亲，我们就叫她姑）就不要姜露，结果姜露还是进了我们家的农村户口，虽然柳医生信守承诺，按月给抚养费，但因为要背着老婆，而且他本人收入也不多，就给得少，所以露实际上还是主要靠老姜头养活。

　　“可见命中注定你们都是他的”讨债鬼“”。母亲说这话时有一种得意的神色在脸上一闪而过。

　　“讨债鬼”是老姜头骂我们的一贯用语。记得有一次，我不服气，抢了露碗里的鸡蛋吃，被他一巴掌打到床底：“讨债鬼，再敢抢妹妹的东西吃，我就把你卖给八盘瑶去祭祀。”

　　据说，生活在深山密林的八盘瑶是瑶族的主要支系，瑶祖盘王就是这一支系的，每到大祭祀的时候八盘瑶就要买一对童男童女，把筷子插进他们的鼻孔，用他们鼻孔流出的血来祭祀。姐姐们都被老姜头这样警告过，谁也不敢违抗他，惹他生气。我却一点也不怕他的权威，像一只小母豹似的顶撞他，违抗他。

　　“这是犯法的，你要坐牢的。”

　　我的顶嘴遭来一顿毒打，老姜头下手之狠，仿佛我不是他未脱稚气的女儿，而是他的仇敌。姐姐们用自己稚嫩的身体护住我，与我抱头痛哭。摇篮里的天赐也被吓得哇哇大哭，老姜头才住了手，去哄他的宝贝。

　　老姜头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的独苗，他冷漠而嫌恶地把我们当不要钱的童工使唤。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三姐，每天放学后，除了烧火做饭，还要串好一个竹垫子；二姐要挑水洗衣，串好两个竹垫子；大姐要种菜喂猪，串好三个竹垫子。我的任务是照顾好天赐，带好露，不能让他们哭闹。姐姐们串竹垫子用的竹片。是由他每天晚上熬夜用一个手摇机钻好孔的，竹垫子卖到供销社，每个可以赚一角钱。靠着这笔收入，我们家的日子要比一般农民家庭的日子过得富足些。可能有人眼红，告发老姜头晚上在家搞“私捞”，走资本主义，有一天晚上，几个大队干部来搜查，结果所有串好的竹垫子和未加工的竹筒竹片都被查抄没收。可是后来老姜头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倒霉，他的手艺被大队支书看中，把他从生产队抽到大队去负责召集管理那些不能下田地干活的老弱病残，教他们学做竹垫子，说是大队的副业，收入归大队，干活的人回各自的生产队领工分。因为业绩好，老姜头后来就成了大队委员，地位比原来高。自从他到大队副业场（农民以种粮为主业，其它都是副业，因为是农民开办的，不能叫工厂，只能叫场或所）干活以后，心目中自己大小是个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在家里再做竹器搞“私捞”了，我们家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家八口天天要吃饭，粮食是生产队里分的，虽然不够吃，但可以用红薯、芋头、玉米这些杂粮补充；青菜是自己种的，肉可以少吃或者不吃；煮饭煮菜烧的柴草是我们姐妹利用放假或星期天上山弄回来的。但是油和盐这些东西凭我们的力量是弄不到的，要花钱买，还有他每天都必需喝点酒，像我们每天必需喝水一样，买酒也要花不少钱，怎么办？他脑子转一转，想到了养母鸭，那时候养少量鸡鸭（不知谁规定五十只以内算少量）不是走资本主义。于是他当机立断，让刚升上初中的二姐辍学回家放母鸭，二姐不愿意也不行。他安抚二姐说：“你是当鸭子的老师，这里也有许多知识呢！等母鸭生蛋赚了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老姜头是从江西来蜗牛镇落脚的，讲一口江西话，我们都跟母亲讲本地方言。蜗牛镇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学他讲话，叫他“老姜头”，他也不恼，反而乐呵呵地与他们开玩笑。很难想象对外人热情豁达的他，在家对女儿们却是凶神恶煞。

　　有一天早上，我领着天赐和露在院子玩，发现天空的乌云越来越多，我知道要下雨了，我就背着天赐，拉着露去小学校给三姐送雨伞。去学校要经过一条用三根木头架成的小桥，去的时候，露很勇敢地走过去，回的时候，开始下雨，露撑着一把大雨伞，眼睛盯着桥下的水就发慌，不敢过桥，我把天赐背过桥，放在草地上，然后回头来拉露，因为下雨，桥面滑，露不慎滑倒，掉下小溪，我也被她扯下小溪去。我爬起来，一边哭，一边攀住溪边的水草往溪流中看，只见露沉在水底，水面不断冒泡。我惊慌地大声哭喊。一个在桥的上游洗东西的邻居叔叔急忙跑过来拉我上岸，我哭着说：“我妹妹还在水里呢。”邻居叔叔把露捞起来抱上岸，再把我拉起来，然后送我们回到家。

　　老姜头听邻居叔叔讲完救我们的经过，举起巴掌就打我，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讨债鬼，讨债鬼，弟弟吓坏了，看你怎么负责？妹妹淹死了，你也别想活了。怎么就淹不死你这个讨债鬼呢？……” 老姜头巨大的巴掌像铁扇一样重重地落在我的脸上身上屁股上，生痛生痛的。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带弟弟妹妹出去玩？”

　　难道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我当时只有六岁，也差点儿被淹死，也会被吓得魂飞魄散？老姜头不仅没有给我安慰，而且还给了我一顿毒打，对我幼小的心灵是多大的伤害啊！

　　母亲给天赐和露换好衣服，才来把我拉过去，用她那壮实的身子护着我，她给我换衣服，大概看到我身上到处是青紫印，心疼地埋怨道：“你怎么就那么傻，打你，你不会跑吗？”

　　我们五个姐妹除了二姐被打时会跑，其余的都很傻，只会呆呆地站着让他打个够。

　　一个星期天，二姐带三姐去小溪放鸭，二姐禁不住几个伙伴的邀请，就把几十只鸭子交给三姐看管，自己和伙伴上山去摘金樱子。金樱子浑身是刺，但却可以做药材。二姐想去摘来卖，挣点钱，她让三姐一个人放鸭，许诺等卖了金樱子，会给三姐两角钱，但不能告诉爸爸。三姐天生胆小怕事，她怕被父亲知道了要挨骂；她怕自己看不住那么多鸭子，弄丢了鸭子，必定会挨打；她怕要趟水赶鸭子的时候，水中吸血的马蝗巴住她的脚，她弄不掉；她怕遇到蛇，野外草丛常常有蛇出没，被蛇咬了就会死；她怕其他放鸭的男孩子欺负自己……而二姐敢抓蛇打蛇，也敢跟男孩子打架，二姐是她的保护神，她舍不得跟二姐分开，但又不敢违抗二姐，怕二姐以后不要她跟着。所以只好带着哭腔说：“二姐，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啊！”

　　人真是怕什么就发生什么。

　　那天，鸭子丢了！

　　三姐爱看书，带了一本大姐的旧课本去看，当鸭们在小溪里津津有味地觅食的时候，三姐也在书里津津有味地寻觅知识，也不知过了多久，当三姐感觉到脖子有些酸胀，抬起头来望了望四周时，她突然想起了鸭子，小溪里哪还有鸭子的踪影？只有几片鸭毛被水草挡住浮在水面。三姐惊慌失措地沿着小溪的上游去找。小溪两边是无边的稻田，田里的稻谷快要成熟了，鸭们很可能钻到稻田里了。那天，老姜头似乎有预感，特意抽空去看鸭子，当他听说鸭子丢了，急忙与三姐分头去找，找到天黑也没找着。

　　回到家，二姐也刚进家门，不用说，二姐三姐都要挨打，老姜头随手拿起竹鞭（他是竹匠，我们家到处是竹片竹鞭），二姐看势不妙，撒腿就往外跑，一直跑到大队卫生所，她把摘到的金樱子送给柳医生，说是放鸭的时候顺便摘的。柳医生是中西医兼任的医生，有一副善解人意的好心肠，他留二姐吃了晚饭。二姐很积极主动地洗碗，搞卫生，并帮姑打水洗衣服。可能就是这次的表现，使柳医生在后来大队解散，他自己开诊所需要一个帮手时首先想到了二姐，从此给二姐打开了一扇改变命运的大门。三姐呢，那天她呆呆地站在原地让父亲打，结果三姐被打得浑身都是阴红的竹鞭痕，三姐哭得声音都哑了。老姜头打累了，才坐下来吃晚饭，他还说：“你把鸭子看丢了，今晚不给饭吃。”胆小的三姐突然倔强地说：“不吃就不吃，打死饿死我算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命还不如几只鸭子。我死后去投胎，变猪变狗都比变成你的女儿好。”

　　老姜头一口饭哽在喉咙里，愣了好一会儿，他才接着默默地吃完了那碗饭，然后，他看着还蹲在墙脚哭泣的三姐，可能动了恻隐之心，语气软软地说：“你怎么那样愚蠢？不会像老二那样跑走？你跑走了，我就打不着你了嘛！快过来吃饭，我给你留着好菜呢！以后学聪明点。”

　　其实三姐是我们姐妹中最聪明的一个，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县重点中学首次招收初中生，她以蜗牛镇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录取，当时全镇十多所小学，只有五名小学生考上，那四名不是教师子女，就是干部子女，只有三姐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子女，这无疑给老姜头大大的光宗耀祖了一回；她初中毕业时又考上了师范学校，当她拿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喜极而泣：“雁啊！总算熬出头了。幸好小时候没有与阿扩（阿扩就是曾经与三姐交换的表哥）交换成，不然就没有今天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民子女如果能考上大学或是中专，就如同鲤鱼跳龙门，从此挣脱“农”字束缚，成龙成凤。所以全家人是多么为三姐高兴。从三姐考上中专开始，老姜头慢慢改变了对我们姐妹的态度，这是后来的事。

　　话说那天丢失的鸭子，原来是被镇北大队的干部捉去了，说是进了他们的稻田，吃了谷子。老姜头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小溪边找鸭子，遇到一位他熟悉的镇北大队的干部，那人告诉了他，并带他去认领鸭子，看在他的面子上，镇北大队只罚了五元钱。那时候，五元钱够两个姐姐交学费。